文物的待遇——只准别人隔着窗户看，想带走，没门。

    这时，刑侦大队里两个刑警走进来，抬着一个纸箱子：“老大，我们把何忠义的私人物品都拿回来了，查完正好还给家属，可能有用得着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何忠义的私人物品不多，有几件衣服——大多是送货点统一发给员工的那种工作服——部分很基础的生活日用品，不舍得扔的手机包装盒还有一本日记。

    说是日记，其实没什么内容，基本是账本和备忘录。

    除了做送货员，何忠义应该还会时常做一些短期兼职临时工，总有零散的小笔收入，东拼西凑起来，他的月收入能赶上个小白领了。

    账本记得很细，连买早点两块五这种都在里面，骆闻舟翻了几页，忽然一顿：“当时贴在死者头上的那张纸条长什么样，给我看看。”

    旁边立刻有人翻出那张特写照片递给他。

    只见那“钱”字写得歪歪扭扭，是种其貌不扬的“孩儿体”，右边的钩很大，快要占据整个字的半壁江山，显得十分不协调——正和何忠义账本上的“钱”字写法如出一辙。

    “这个字是死者自己的笔迹。”陶然一愣，“慢着，我记得何忠义当天晚上出现在承光公馆的时候，手里是拎着个牛皮纸袋的，难道那个袋里夹了纸条？那牛皮纸袋后来不见了，里面有什么？”

    骆闻舟一目十行地扫过何忠义的笔记本：“有没有可能是现金？你们看这里。”

    窗外，费渡深以为然地点点头：“看病花的这笔钱确实不少，不过他当时才刚到燕城吧，刚开始工作，哪来那么多钱？”

    何母哑着嗓子小声说：“说是跟公家预支的工资。”

    “公家？”费渡不太熟悉这个词，微微一愣才反应过来，“您是指他打工的地方？”

    何母身体不好，是个鲜少接触外界的农村妇女，并不了解体力劳动的打工仔们短暂而劳苦的劳动雇佣关系——很多人是干一天活拿一天钱，老板和打工者都疑心对方会随时跑路，肯给打工者预支工资的老板，基本都是在做慈善。

    而就算是老板积德行善，愿意救急，给预支一两个月的工资已经很够意思，何母看病用的那笔钱却大概等于一个送货员几年的工资。

    这样天大的人情，卖劳动力肯定是万万无法报偿，卖身倒还差不多。

    而对男色也颇有心得的费总客观地回忆了一下有一面之缘的何忠义，认为仅就姿色而言，那少年实在不值这个价。

    所以当时那笔钱到底是谁借给他的？他为什么跟亲妈都不说实话？

    何忠义的账本上记录了“十万元整”的债务，而这笔神秘的债务毫无由来，为此，市局刑警们全体出动，花了大半天的时间，把何忠义工作的地方和他身边的人打听了个遍，被问到的人全都一脸莫名，非但不承认借过他钱，还纷纷表示连他借钱这件事都不知道。

    骆闻舟和陶然回到市局的时候，发现何母蜷缩在几张椅子上，已经睡着了，费渡不知跟谁要来了一条薄毯，搭在她身上。

    陶然走过去，压低声音问：“她怎么睡这了？”

    “我说带她出去住宾馆，她不肯，非要守着你们抓住凶手不可。”费渡一抬头，正看见陶然满头汗，他皱了皱眉，从兜里摸出纸巾递过去，“你平时也这么辛苦吗？看着好心疼。”